三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三国时期文学）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三国文学（三国时期的文学）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的问题。以下是这个问题的总结。让我们来看看。

我想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不平衡发展。

1.风格发展的不平衡。每一种风格都有一个从萌芽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所谓风格的不平衡发展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种风格的形成和成熟处于不同的时期，包括先有后有。另一方面，各种风格从萌生到成熟的过程长短也不同。

2.朝代的不平衡。这很容易理解，不同朝代的文学整体成就是不同的。有些朝代相对繁荣，而有些朝代相对平庸。

3.地区不平衡。所谓地域不平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不同朝代，各地文学发展起伏不定，呈现盛极而衰的局面。

主要特征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汉语在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容易造成特定的图像。由于汉字具有表意特征，其自身的排列有时会造成一些特定的图像。例如，赋和骈文使用了大量的同形异义词。汉字的象征性和表意性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2.汉字一般字义单一，一字一音，这使得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一套独特而严谨的规则，在外观上形成了整齐而对称的形式美。

汉语有四个声调。正是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诗人在写诗时注意语音的安排。由此，现代诗（五言诗、绝句、七言诗、绝句）、词、散曲等诗体应运而生，并称霸诗坛数千年。诗歌充分利用了四声的变化，产生了鲜明的节奏和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

4.文言文作为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以长期脱离日常语言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导致文学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

举例简述中国古代文体的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和成熟程度不同。诗歌和散文诗这两个最早的问题始于商周时期，小说开始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戏剧文学则形成于宋金时期。各种流派形成的时间相差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

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长度也不同。以小说为例，从古代神话到唐传奇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赋的过程是从楚辞到最初的骚体赋再到成熟的散文赋的一次突破。

扩展数据

中国古代的主要文体；

（1）古代: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汉代: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诗歌等。

（5）唐代:诗歌；

⑹宋代:词；

（7）元代:屈；

（8）明清:小说。

为什么三国时期的文学落后于魏国？

三国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不如中国北方发达。毕竟，南方地区什么时候被称为南方荒原？那里没有文学作品。

因为魏国人口基数大，人文基础好，吴国和蜀国总是落后。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表现在哪些方面，解释了什么。

科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受物质生产的制约，物质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然而，当文学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时，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文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不再与物质生产的过程直接相关，因此其兴衰不会直接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这导致了两者之间的不平衡。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如下解释:“众所周知，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因而也决不是与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一旦艺术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能再以世界历史上划时代和经典的形式被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领域本身，一些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有可能。如果艺术本身内部不同种类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艺术领域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在于对这些矛盾做一个概括性的陈述。一旦确定了它们的特殊性，就对它们进行了解释。”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某一繁荣时期决不与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事实，也告诉我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文艺的“特殊性”，即文艺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文学作为精神领域的活动和意识形态，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事物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同时，文学的发展也受到自身独特规律的制约，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领域，文学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不成比例。这是因为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决定文学发展和繁荣的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水平。同时，当我们谈论文学的发展时，我们是在谈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必须以其社会历史价值和独立的审美价值来分析、评价和判断它。当我们从社会物质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尺度来看待文学现象时，文学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表现会非常突出。然而，当我们从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维度上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文学的繁荣发展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并感到文学似乎只是其历史中的一个进化过程。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当时的生产状况的关系正好验证了这一点。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整体上，而且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部分。

首先简单说明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状况。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衰落、连年饥荒、战乱不断的时代。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最混乱的时代，“但却是精神史上最自由、最解放、最聪明、最热情的时代”，也是“最有艺术感的时代”。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始于东汉建安时期，止于隋朝统一，历时约40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该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从汉末之乱到三国鼎立，再从西晋开始实现短暂的统一，但它持续了二三十年，随后是多年的南北混战和分裂，直到隋朝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长的分裂。第二，频繁改朝换代。纵观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其他朝代的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最长的在约为60年，而最短的在齐国只有20多年。第三是社会动荡。在此期间，由于国家的分裂和政权的不稳定，各种势力为夺取统治权利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并存的政权相互征服也是不可避免的，新旧王朝的更替大多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即使没有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充满了杀气。在不断的社会动荡中，不仅普通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上流社会的许多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杀害。第四，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深受汉族统治势力的压迫。西晋末年发生了皇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趁机纷纷揭竿而起，将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他们反过来残酷地压迫汉族人民。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有起有落。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在过去的400年里，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外，它一直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汉末之乱被三国取代。公元265年，西晋篡魏建立。到了280年，吴国被灭，全国统一，但到了316年，又被“八王之乱”所灭。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420年被刘裕篡夺。此后，南北双方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北方十六国天下大乱，南方宋齐梁陈四朝更迭频繁。朝代更迭带来的斗争，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讦，使得这段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太平。战争杀死了许多人，但也带来了饥荒、瘟疫和大规模移民。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也影响了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主旨和基调。由于战争造成的大量死亡，敏感的作家和文人普遍感到人类生命的脆弱，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生命的无常性，以及个体生命面对时代变化的无奈。因此，我们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和隐逸主题。在乱世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慷慨悲凉，或纵情享乐，或及时行乐，或放荡不羁，他们的文学风格也呈现出丰富的轮廓，或空曲折，或华丽绚烂，这些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

魏晋乱世既是一场普遍的战争，也是统治阶级的仇杀。曹魏取代汉室，柳宗室深受其害。司马篡魏，曹王室受到惩罚；刘裕夺金，司马家族覆灭。原来，我是一个国家，一个富有的天子，一个囚犯和一个持刀头颅的幽灵。他们没有安全感，更别说是附庸了。险恶的政治局势和最高统治者的残暴导致名人被成批杀害，内部裂痕加深，内部分裂加剧，导致来自阵营内部的如此激烈的反对甚至敌意。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繁荣的文学成就。

在此期间，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权和不断的战争，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盛以及波斯和希腊文化的传入。从魏到隋的360多年间，在30多个朝代的交替中，由于上述许多新的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渗透，儒家思想的发展以及孔子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和历史地位变得复杂。

魏晋南北朝文学历时约400年，其文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两晋、南北朝三个阶段。

建安与正始文学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持续到魏宪熙二年（公元265年，金武帝太史元年）。其中，又可细分为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建安文学从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年（景三三年），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即“三曹“，包括“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群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乱世民生的艰辛。因此，他们大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务实的精神和开放自由的风格和态度。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志存高远、忧国忧民的特点，充满个性和悲剧色彩，被后人称为“建安体”。刘勰曾总结说:“看时间是优雅大方的。好东西很多，被世界从混沌中分离出来。风淡而俗，志深而长，故轮廓丰富，充满生机。”正始文学从正始元年（240年）一直延续到齐王曹芳的魏末（264年）。“正始”是240年至248年齐王曹芳的年号，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包括正始至魏末这一时期。这是魏晋时期。司马氏掌权后，篡魏的政治恐怖导致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单涛、湘绣、刘玲、王戎），文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的压力和黑暗，他们极度沮丧，因此他们以老庄的“性”作为武器，与司马家族倡导的著名宗教进行斗争。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了道德标准的虚伪和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体风格而言，他们的作品失去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喉，取而代之的是隐逸与忧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然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可分为西晋和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导，呈现出短暂而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汉武帝（280-289年）的年号。这一时期经济呈上升趋势，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二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复、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失去了建安文学的风格。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特别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和表达寒士怨愤的诗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辉煌亮点。

东晋文学始于金朝南渡（317年），最终刘玉篡夺了金朝（420年）。魏晋以来兴起于哲学领域的玄学，在西晋时期达到顶峰。东晋时期，冯谖依然兴盛，随着佛教的流行和玄学与佛教的合流，整个文坛都笼罩在冯谖之下。这种风气影响了文学风格，使玄言诗占据文坛百年。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之外，其他都是溢美之词。只有晋末陶渊明的出现，给东晋文坛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成为东晋文坛的异彩。

从刘宋到陈末，是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抗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征。但是，可以注意到南朝的文学。一、从玄言到山水题材的演变刘宋时期，所谓“庄老归隐，山水婉约”。在这些变化中，谢灵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山水自然之美的表现和对精美艺术的追求，使汉魏古诗词走向了更加成熟的地位，为中国诗歌带来了又一次新的变革。与此同时，以创作乐府诗为主的鲍照唱出了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和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

虽然小琪的政权没有持续多久，但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沈约、周青、王戎、谢舒等人探索了诗歌的韵律性、实用性和双重性，共同创造了“千古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律诗的过渡。谢朓等山水诗人改变了谢灵运“大谢”的形式，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再次，由于这一时期皇帝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和参与，诗歌创作趋于浮华和轻浮。

梁陈之际，齐诗歌的浮沉倾向发展演变为宫体诗。梁的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子的容貌、体态和咏物，追求华丽，成为清淡华丽诗风的典型代表，也为后世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世改革的对象。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浪漫主义文学风格闻名时，北方文坛一片荒凉。但是，由于南北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学者的交流和文献的传播也影响了北方，北方的文学也发展缓慢。但是很多北方作家仰慕南朝的文采，所以北方有很多模仿南方的痕迹。比如星邵，卫寿，温子升。真正给北方带来改善的是滞留在北方的于欣和王宝。北方文学值得赞美。第一，北方的民歌淳朴、自然、浓郁。二是散文作品，如《颜氏家训》、《洛阳笔记》、《水镜笔记》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格在对抗中交流，在交流中逐渐融合，并因隋朝的统一而得到极大加强，最终形成了唐代文学雅化、复兴的文学新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物质生产和文学创作是不平衡的。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艺术创作和物质生产不平衡的理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即随着经济物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经济与文艺的这种关系只是前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渐变。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艺发展的影响不是同步的，而是早晚不平衡的。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变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从根本上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文艺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受生产力制约，这是客观规律。因此，文艺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现实的。因为经济基础对文艺发展的制约是根本性的，当我们对文艺发展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就会发现它在某些时候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并不同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了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所有巨大的上层建筑都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化。在考察这些变化时，我们必须始终区分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就生产的经济条件而言，它可以由自然科学的准确性来规定，简而言之，它是意识形态的形式。”④

因此，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恰恰证明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不是成比例的或线性的。经济发达社会的艺术作品不一定是高水平、高成就的，生产力落后社会的艺术作品也不一定是低水平的。相反，一定社会的艺术必然会受到这种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它也会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影响艺术的内容和形式。

艺术等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后，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艺术表现形式和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有其内在的规律。经济基础不能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成就。恩格斯曾说:“经济落后的国家仍然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小提琴:十八世纪法国对英国是这样做的，后来德国对英法也是这样做的。”一方面，艺术创作需要一定的内容（创意、素材等。).），而这些内容不仅来自当时的时代，还包括代代相传的各种思想资料。

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的:“决不是‘上层建筑’的所有部分都直接从经济基础中生长出来:艺术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相关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我们必须考虑中级水平。一般认为，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中间环节存在着政治、社会心理等社会意识形态。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艺术生产不同于物质经济发展，无法用自然科学精确表达，也无法用量化标准衡量。人们认为艺术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成正比，甚至认为艺术生产的发展速度可以高于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

正如恩格斯所说:“文艺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总是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文学的内容来看，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和所再现的生活场景都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从文学的发展来看，经济基础是决定文学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封建主义对奴隶制的胜利。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演变的制约和影响往往是间接的、缓慢的。

涉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第8条。

【2】宗白华的“美学行走”

【3】赵《论魏晋风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

【5】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第3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6页。

【7】袁行培《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